为文学梦付出的代价······ 青年文摘 alingn.com

  十年砍柴,本名李勇,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民间 历史学者、作家、时评人,现供职于北京语文出版社,著有《闲看水浒》《皇帝文臣和太监》《?明七十年》《闲话红楼》《进城走了十八年》《自由与宽恕——曼德拉传》等。

  

  编者按:青春是葳蕤绚烂的夏花,青春是悠扬动人的欢歌。尽管时光荏苒,青春易逝,但每个人都有过不一样的流金岁月。近期,我们约请了一些知名学者、媒体人、专栏作家,撰文回忆自己的中学时代,和广大读者朋友们一道分享他们的青春之歌。我们从2013年第14期开始,连续刊发,敬请大家关注。

  

  2006年的一个秋日,在深圳南山区的一家茶楼里,我和李跃对坐寒暄,感慨时光飞逝。一转眼,两个青涩的文学少年已人到中年,离开故乡漂泊他乡,为生计奔忙。李跃在深圳一家报社担任首席评论员,而我当时栖身在北京一家官办报社。

  

  他还是那样不善言辞,眼镜片后面闪现的目光依然清澈。他说,他在《南方都市报》等媒体上看了好多年“十年砍柴”的专栏文章,直到去年他才知道这个人就是我,就是当年和他在 高中一起憧憬文学梦的兄长。

  

  他问我是否还记得我在 高考前给他看过的那篇中篇小说《涨潮季节》。我说我还记得,只是那一摞写在每页400格稿纸上的书稿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

  

  1985年我从乡办 初中毕业,参加了中专招录考试。那时候能考上中专,吃“皇粮”,几乎是所有成绩优秀的农家孩子首选的路。然而因为填报志愿出现的技术性问题,我和中专擦肩而过,为此母亲非常惋惜。然而接踵而来的事更让人伤心,我被区上(那时候县与乡之间,还有一个派出机构区公所,管理五六个乡)的一所普通中学截留了,连去县城念重点高中的希望都破灭了。

  

  在这所每年只有一两个应届生能考上大中专学校的普通高中念书,很容易破罐子破摔。度过了难熬的 高一后, 高二开学文理分科,我去了当时被视为智商不高、只靠死记硬背的学生才选择的文科班。

  

  这一年,学校招收了一个在当地很有名气的“文学神童”李跃。他家在离风景秀丽的白云岩不远的一个小村。他初二时就在省一级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作品。这在我们那个小地方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此他一直很受老师、同学以及湖南一些“文坛伯乐”的关注。他身上也有一种典型文学少年的气质,略带忧郁,说话慢条斯理,常常低着头,像是在沉思,他称自己为“一个忧郁的南国少年”。和他相比,我则更像一个没什么教养、身上多匪气的乡里伢子。

  

  尽管气质、禀赋不同,但我们还是蛮投缘的。通过他,我知道了当地文坛的一些基本情况,比如湖南的李元洛、鲁之洛等人,也知道了当时中学生文坛的大致情况。和我们毗邻的隆回县,出了一个在全国有些名气的少年 诗人马萧萧,1986年入选“全国首届十大中学生校园诗人”。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年代,校园诗人在少男少女们心中的地位和今天的“超男”“超女”差不多。

  

  在这样的环境中,堂堂高中生在一起不会背几句诗,拽不出几个当时很牛的人名,那是很没面子的事情。我也不知不觉被拖下了水,涂抹了一些青涩的分行 句子,自己便以为那就是 诗歌了。我的第一首公开露面的诗歌是参加区里某次迎国庆的征文,中选后用毛笔誊写,贴在镇上街道旁的橱窗内。我很是得意了一阵,没事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从橱窗下经过,看有没有人在读我的“帖子”。

  

  如此小打小闹,散兵游勇般的创作还是不过瘾,于是,有一日我和几位同学在一起闲聊时,不知是谁提议搞个文学社。这一提议立马被通过,说搞就搞,接下来大家分头去做发动群众的筹备工作了。班上的文学青年还真不少,社名定为“可可”。现在已经不能确切记起为什么起这个名字了,大约是高一的李跃他们也在办文学社,叫“小荷”什么的。小弟弟们要露尖尖角,我们高年级的人当然要当大哥,可可合起来就是“哥”。有了文学社,自然要办内部刊物。一个个穷得叮当响的农家孩子哪有钱?因为一位女同学的外公和小姨都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大伙便让她去揩学校的油,她要来了许多白纸,还有蜡纸和油印机。我们找到一间青年老师的宿舍,在那里通宵刻钢板。插图自然是孙同学负责了,刊名由我们当地有名的书法家陈老师题写,历史老师贺老特意为我们填了一首词《贺新郎》,连平时我们认为无甚文采的地理老师老袁,也洋洋洒洒为我们写了一篇介绍非洲植物“可可”的文章。油印刊物出来后,我们看到上面自己写的诗歌、散文,真觉得文坛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现在我们就能登堂入室了。

  

  这本文学刊物总共办了两期就夭折了。首期出来后,我们携一本散发着油墨香的“处女刊”,跑到区公所一位陈姓同学的房子里,他拿起刊物做仔细阅读状,可能是何同学吧,不知从哪里搞来一部相机,装上黑白胶卷,给拍了一张。封面上“可可”二字清晰可见,这张照片至今还在我的影集里,算是年少时追逐文学梦的一点痕迹吧。

  

   高三的第一个学期,班上来了很多复读生,他们一下子掌握了整个班的话语权,班主任把考上大学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我们这些应届生就更放任自流了。眼看升学无望,我去供销社买来两本每页400字的方格稿纸,着了魔似的写起小说来。一个月的时间写就一篇3万多字的中篇小说,起名为《涨潮季节》,写的是资江边一个村子某年春汛时发生的故事。我写完后首先给李跃看,他看完后很惊讶地说:“老兄啊,你可真是稳得住,没几天就要高考了,你还能写这么长的东西!”然后夸赞了一番说,有点像沈从文的东西。说来汗颜,那时候沈氏作为埋藏几十年的“文学活化石”刚刚被挖出来,我好像隐隐听过他的名字,但他的文章一篇也没看过,不像文友满天下的李跃那样见多识广。我读沈从文的《边城》《湘行散记》还是上大学后的事情。

  

  那一年的高中生参加高考,还需要过一道“筛考”,即对全县报考的学生预考一次,选拔不到一半的学生参加高考。我侥幸以比分数线多1分的成绩取得了参加高考的资格,高考则大败而归。落榜后,我去县城一所高中卧薪尝胆复读了一年,1989年以高分考入兰州大学。而高中低我一届的李跃在高三那年转学到县一中,后来被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破格录取。

  

  我和李跃都曾经为文学梦付出代价,走过弯路,但我们不后悔。多年后在离故乡很遥远的一个城市里重逢时,两人都能以文字安身,这对曾经的文学少年来说,真是值得庆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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