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与麻将······ 青年文摘 alingn.com

  大师在学术上造诣深厚,令人高山仰止, 生活中的爱好,却令人忍俊不禁。大师有着各自的真性情,反而正是这个嗜好,让他们备受尊敬的同时,多了一份可爱。

  

  在国人的种种娱乐中,最普及、最受欢迎的首推麻将了。麻将是国人自创的休闲游戏,似乎是清朝晚期才流行起来的。到20年代初,民国山河一片“麻”,沉迷于麻将者不计其数,就连民国大师们,也抵挡不住麻将带来的娱乐魅力,个个玩起来乐此不疲。

  

  梁启超是麻将的超级爱好者,被友人称为“麻仙”,他曾有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他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其文不仅流利畅达,而且感情奔放,颇有特色。

  

  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有一次几个知识界的朋友约他某天去讲演,他说:“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来客不解,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就是约了麻局。可见,麻将对其的诱惑力、吸引力之大。而坊间也有其曾发明三人与五人麻将的玩法,以及他能快速解牌的传说。

  

  论打麻将,徐志摩的战斗力最强。牌去如飞,不假思索,有如谈笑用兵,十战九胜。其对鸦片与麻将还有一番妙论:“男女之间的情和爱是有区别的,丈夫绝对不能干涉妻子交朋友,何况鸦片烟榻,看似接近,只能谈情,不能爱,所以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榻,最暧昧最嘈杂的是打牌。”

  

  张恨水也与麻将有不解之缘,他小说中的人物多半都是搓麻将高手。每天晚上,报馆来索稿的编辑便在张家门口排队等候,张恨水低头在稿纸上奋笔疾书,一气呵成,悉数交之。一次,他在麻将桌旁上了瘾,报馆来人催稿,他左手麻将,右手写稿,麻将、交稿两不误。

  

  闻一多年轻时不会玩麻将。留美期间,一次到教授家做客,用餐完毕,美国教授提出玩几圈麻将助兴。闻一多忙解释对麻将一窍不通。美国教授惊愕,根本不相信闻一多不会打麻将,以为他有意推托。闻一多只好硬着头皮上阵,临时抱佛脚,参阅说明书,边看边学边打。一晚上他没和一牌,甚是难堪。此后,他在友人的帮助下,才慢慢学会了打牌,以应付类似的局面。

  

  梁实秋家教甚严,直至读书,才方知世上有麻将这玩意儿。有一次,他请教父亲麻将的玩法,梁父正色道:“想打麻将?到八大胡同去!”吓得他再不敢提“麻将”二字,从此对麻将再无好印象。

  

  但梁身边好友徐志摩等人个个都是麻将高手,有几次硬被拉上桌,他玩起来还是吃力,觉得打牌还不如看牌轻松过瘾。以后好友酣战,他总是坐在旁边观战。旁人不解,他解释道:“我缺乏机智,自己的一副牌都照顾不过来,遑论揣度别人的底细。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如何可以应付大局?打牌本是娱乐,往往返寻烦恼,又受气,又受窘,干脆不如不打。”

  

  老舍是玩麻将深受其害最深的一位。他年轻时曾沉溺于烟、酒与麻将之中,虽然打牌屡战屡败,但只要有人张罗,他就乐此不疲,常常至深更半夜。时间一长,老舍渐渐消瘦,咳痰中带血,终于体力不支,生了一场大病,昏迷不醒。治愈以后,头发几乎全部掉光。从此才下决心戒除麻将等种种“恶嗜好”,专心读书、教书、写作,成为一代文豪。

  

  叶公超曾以“慢、稳、刚”三字来形容梅贻琦,寡言、慎言的梅贻琦,有着严肃而沉默的形象,让人很难将他与打麻将联系在一起。

  

  梅贻琦在其日记中,不写打麻将,多改用“手谈”或“看竹”加以取代。据日记所载统计,仅在1956-1957年,就打了85次之多,平均一年42。5次,大约每周有一次。

  

  一周一次看似不频繁,但这两年里,清华在台湾“复校”如火如荼,梅贻琦又屡屡赴美洽谈公事,公务之余,打麻将可以说是他重要的娱乐项目了。在85次方城之战中,梅贻琦共赢25次、输46次、平盘14次,前后输了1650元,民国时期,千元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胡适对麻将原本不屑一顾,即使三缺一十万紧急,想拉他亦难如赶鸭子上架,但其夫人江冬秀嗜牌如命,胡适终究抵挡不住夫人的苦苦纠缠,也偶然为之,但其技艺低下,几乎每战皆输,只好以“手气不佳”解嘲。

  

  就这样,胡适也间接与麻将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谐趣地说:“从游戏的特殊爱好上看,可以说英国的国戏是板球,美国的国戏是棒球,日本的国戏是相扑,中国的国戏自然就是麻将。”

  

  有趣的是,20世纪50年代,他与夫人江冬秀困居纽约,生活拮据。幸好胡夫人打麻将的功夫十分了得,在方城战中,可谓每战皆赢,麻将收入竟成了补贴家用的“计划内收入”。相对胡适的胜少败多,胡夫人这让平生不信鬼神的胡适,“小心求证”出“麻将里头有鬼”,亦不失为一趣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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