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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军四野某团指挥部,设在辽西一个偏远山村。夜深人静,团长和房东坐在火炕上唠嗑。团长说:“你去买两包烟。”房东下炕。团长说:“拿钱。”房东说:“跟他赊,秋后算账。”团长说:“等到秋后?我在这儿没房子没地,人家信得过?”团长从黄背包里掏出一大把钱,花花绿绿的。有国民党东北七省流通券,有共产党的东北人民币,有日元、卢布。团长抓起一把票子,塞到房东手里,说:“现在货币混乱,啥钱都有,要什么,咱给他什么。”

  

  房东拎着灯笼,走出去。小卖店关上了窗闸板,房东敲半天,小窗口开了。房东说:“拿两包好烟。”塞进去两张票子。

  

  店主点燃洋蜡,说:“流通券,国民党不好使了。”把票子送出来。

  

  “这张行吧?”房东塞进去一张一万块钱的东北人民币。

  

  店主说:“挂账吧,秋后给我粮食。”

  

  房东说:“共产党的钱不好使?你找死呀!”

  

  店主与房东不睦。店主不憷房东,说:“你瞅你那猴样儿,攀住大树了,一摇,就哗啦哗啦给你掉果子。”

  

  房东说:“你讽刺我?”

  

  店主扔出两包香烟,“咣当”,关上小窗口。

  

  房东骂骂咧咧地回来了,添油加醋,将店主凶神恶煞的样子形容一气,说得店主简直像个反动分子了。房东心想,让当兵的去收拾他。

  

  不料,团长对深山沟里唯一的小商家,充满感情,指示战士们保护好小卖店。

  

  最近,刚读了海明威的小说《检举》,引起我的联想:

  

  二次世界大战时,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有个奇科特酒吧。我经常光顾那里,侍者与我是老熟人。那天,我和侍者发现另一桌有位客人,是酒吧的老主顾,后来成了法西斯分子。他现在脱下了军装,但在盟军的城市里,竟敢进来喝酒,真是傻透了。战前,我与那个人很熟。他现在不认识我了,或者没有注意到我。

  

  我和侍者心情复杂。侍者低声问我怎么办?

  

  我说:“我是美国人,尽管我是盟军战士,但我不想在你的店里,检举一个老熟人。”我告诉了侍者保安总部一个朋友的电话。

  

  侍者说:“他是个老主顾,而且又是个好主顾。再说我以前从来没有检举过人。但我有正义的责任。”侍者去打了电话。

  

  我和侍者握过手后,走了。我刚离开奇科特酒吧,看见保安总部曲大卡车开到,抓走了那个家伙。

  

  我回到旅馆,给保安总部的朋友打电话,问那个人知道不知道是侍者检举了他?朋友说:“不知道。”我说:“那就别告诉他。”朋友说:“那有什么关系。这个家伙马上就要被枪毙了。”我坚持说:“别告诉他。”朋友答应了。我心里舒服了许多。

  

  海明威说:我们对这个喝酒的去处,都怀有一种感情。那个家伙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蠢到敢旧地重游。我不希望他,奇科特的老主顾,临死前改变对酒吧的美好印象。

  

  这两个故事,都距今半个多世纪了。在严峻残酷的日子里,战士们贪恋一支烟一杯酒,珍视一个小卖店,一家老酒吧的声誉。也护卫着商业文明的方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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