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善待孔子······ 微型小说 alingn.com

  如何在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层面上建构“现代国家”,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深层次的文化战略课题。
  
  钱穆先生尝言:“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其《大哲学家》一书中,列举出人类文明史上十位最伟大的哲学家,然后又从中挑选出四位最具影响的“思想范式的创造者”: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孔子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每一种文化传统都有几位具有恒久影响力的文化圣贤,他们在一定意义上已成为符号化的文化象征。在中国五千年文化传统中,孔子就是主体文化价值观的文化象征。
  
  在西方社会,博爱、同情、友善等等基本价值观是“挂搭”在上帝名下;在中国文化中,仁、义、诚、信、忠、孝、廉、耻等人伦规范则是与孔子儒家思想紧密相连。在世界不同的文化传统中,许多基本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尽管在概念与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在价值指向与本质意义上却是相通的。
  
  基督教中的“博爱”、佛教中的“慈悲”和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思想,尽管三者在文化背景和语词上有所不一,但,在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上却是趋同的。基于此,钱穆评价孔子是中华五千年文化传统中“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并不为过。
  
  在对待孔子的文化心态上,中国大陆、台湾、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稍有区别。在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更多地呈现为“我应如何更好地遵循孔子的教诲”;在中国大陆则更普遍地凸现为“我为何要遵循孔子的教诲?”正因为有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心态,才偶尔会在海外听到“文化中国”已经不在中国大陆之讥讽!
  
  中国正谋求建构“现代国家”,经济大国只是建构它的必要条件之一,若缺乏“文化大国”这一必备条件,所谓“现代国家”只是空中楼阁,而“文化大国”诞生的一大前提条件则是全民族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
  
  就目前中国普遍的文化心态而言,“文化认同”正行进在路上。就当下全社会对孔子的评价而言,无论是学者还是平民百姓,许多人对孔子的认识与评价似乎总让人觉得有点耳熟。
  
  仔细辨析,你会发现当下许多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在某种层面上还停留在“五四”和新文化运动阶段。
  
  谈到近现代历史上批孔非儒,有一种社会文化思潮一直被人忽略:在“五四”运动之后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普遍进入了反思与省察阶段。在批孔非儒问题上,当时绝大多数一流的知识分子都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观点过于偏激。换言之,在对待孔子的文化立场上,存在着一个否定之否定的“集体反思”心路历程。
  
  譬如,胡适早年主张“全盘西化”,呼吁批孔,“捶碎,烧去!”晚年却一再申明:“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不能说我自己在本质上是反儒的。”
  
  如何从“妖魔化的孔子”中小心翼翼地剥离出“历史的孔子”,至今是一未完成的文化课题。而这一历史性课题的完成,不仅具有“求真”的学术意义,在建构“现代国家”上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没有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国家”。“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正处于由“破旧立新”向“开其新统”转变的十字路口。应当大张旗鼓地弘扬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旗帜鲜明地树立以“集其大成”、“开其新统”的孔子为传统主体文化之文化象征。在中西文化会通基础上,通过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实现“现代国家”形态。舍此“正道”,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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