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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作为晚清一代名臣,成长路上有两个人对他的影响极大。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曾国藩到了而立之年,此时他一心想出人头地一展抱负,却不得法,即使身为一个文人,对于当时名目繁杂的学问,他也感到没有头绪难以入手。带着满腹疑问,他去请教当时的太常寺卿唐鉴,彼时唐鉴深受道光帝器重,声名鹊起。
  
  唐鉴告诉曾国藩:“学问虽然众多,归结起来不外乎义理、考据、文章。但考据学是舍本求末、遗精求粗,既无益修身齐家,又不关心社会现实,从中学不到治国平天下的本领。文章之学固然好,但从古至今,儒家学者一直讲求文以载道,若不精于义理学,诗文词曲终是做不好,所以,你应抓住根本,从义理之学入手。”唐鉴要曾国藩学习义理之学,同时也是教导曾国藩要确立正确的思想信仰。
  
  对于当时还只是模糊地以做“以文章报国,可以无愧于朝廷的词臣”为志向,停留在“寻声逐响,追名逐利”锐意功名中的曾国藩,唐鉴的见地开启了改变他一生的大门。曾国藩在他后来的日记中,如此评述当时唐鉴对他的影响:“思想上经受了一场重大的洗礼,终于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和做人做事的思想基础。”
  
  唐鉴主张治学从修身起,谆谆告诫曾国藩“从现在起克制私欲、戒欺戒玩,把握住身心。”曾国藩听进去了也如是遵行,其后为自己定下“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其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等十二条规则,严格约束自己。
  
  在修身意识上,唐鉴的引导只是一个起点,真正在修身修为上对他产生震撼影响的是另一人——倭仁。
  
  倭仁是同治皇帝的老师,翰林院掌院的大学士,在修身上倭仁有对自己极为严苛却行之有效的特别方式。倭仁每天会做“日课”,即把每天从睁眼起床到就寝前的一言一行,尤其是思想中任何一个隐秘的不良念头、私欲、贪念,一日里所有不检点之想法行为,全部记录无遗,毫不留情地警醒自己,达到改正过失的目的。更令人敬佩的是所记这些并不是关起门来自我反省,暗中改过,而是要公之于“众”,在同僚间相互“批阅”,把私密的念头示人,达到心无不可告人之事的修为,互相指出对方不足,互相学习彼此优点。
  
  曾国藩听闻后极受震动,从此亦对自己的一心一念严加观照,仿照倭仁每日里一念一事,皆记录在册,敦促自己,弃恶从善。
  
  圣哲大德者必有其过人之处,而这些不凡不是一蹴而就的,曾国藩儿时并不显聪慧,靠着严格的自律、坚持和勤奋成就了自己。
  
  “每一个时代都有迷茫,每一代人都在寻求出路。我们现在遇到的所有问题,在历史上也曾一次次出现。回到历史的具体情境中,去看当时的大人物们如何解决如何解答,启发自己换个姿势奔跑。”佛家更说“种因得果”,先贤为后人演示了立世为人求成的范典。后人谦心遵训而行,为自己的人生路上种下良因,亲贤能,读好书,走正道;修身、奋斗、正知正念,使自己最终采撷到甘美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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