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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无尽长廊到大穹顶

  

  从波士顿去麻省理工学院(MIT),最快的方式是坐红线地铁。从坎道站下车,不用出站,一墙图文并茂、不时跳出“诺贝尔奖”字样的大事年表就告诉你,你已经来到了世界上最好的理工学院的地盘上。

  

  由无尽长廊所贯穿的、始建成于1916年的1号楼到10号楼,是麻省理工学院现存最古老的建筑。它们很好地延续了老罗杰斯楼的新古典主义风格,也是当时新英格兰地区主流的建筑风格:庄严、宏大、简洁、质朴,讲求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对称之美。站在以MIT第10任校长詹姆斯·基里安的名字命名的基里安方庭正中,面向须仰视才见的10号楼的廊柱和大穹顶,处在一圈中楣上刻着亚里士多德、牛顿、富兰克林、巴斯德、拉瓦锡、法拉第、阿基米德、达·芬奇、达尔文和哥白尼等科学巨人名字的配楼的包围中,那种对科学传统的高山仰止之感会让你立时明白,为什么这里会成为MIT的标志性场景,频繁出现在明信片,照片和电影电视中。

  

  然而,大穹顶真的能够代表今日MIT的形象吗?

  

  美国 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曾总结过美国文化的一个有趣的特点:因为缺乏历史与传统的遗憾,而不惜补偿性地动用一切资源,营造一种古典和传统之美。即使是历史较短的新兴大学,如东岸的芝加哥大学和西岸的斯坦福大学,也用大笔金钱打造出一种古老、神圣的近似欧洲大学的象牙塔氛围,以吸引捐赠人慷慨解囊。与这些学校相比,MIT这所诞生了美国第一个建筑系的大学,校园总体上却显得风格极其混杂,草率而又凌乱。以至于有这样的俏皮话流传:耶鲁=石头,哈佛=砖头,MIT=水泥板;耶鲁长于高,哈佛长于红,MIT长于丑。

  

  施塔特的前世今生

  

  对于不那么熟悉MIT历史的外来者来说,施塔特中心是一个现在式。人们看到的,是它与MIT所有现有建筑全不搭调,“像被锤子砸过”、“仿佛永远未完工”、“随时都会倒塌”的外观,是它曲里拐弯甚至需要“靠掌上GPS的帮助,才能从洗手间安全返回办公室”的内部设计,还有在它里面工作的那些MIT的在世传奇——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万维网的创始人蒂姆·伯纳斯·李、密码专家罗纳德·李维斯特以及自由软件运动的领军人物理查德·斯塔曼等。

  

  然而,如果从MIT的历史看,为施塔特中心赋予特殊意义的,却是它的过去式:它是在20号楼的原址上建造起来的。

  

  20号楼可不是寻常所在。“二战”期间为MIT赢得全球声誉的辐射实验室,便设在这栋为满足美国政府军事需要紧急建造的简陋临时建筑中。它外形丑陋,但对于在其中工作的科学家来说,这栋大楼却远远没那么糟糕。MIT电子研究实验室副主任阿尔伯特·希尔就说过:“搬进20号楼后,我们实验室的可用空间一下子大了两倍。”而在电子工程和生物工程教授杰罗姆·莱特文的眼中,20号楼就像“麻省理工学院的子宫”,虽然看上去乱七八糟,但其中却神迹屡现。

  

  在辐射实验室之前,虽然MIT已经是一所全美一流的工程学校,但它还不是一所伟大的研究型大学。它的主要教育目标,依然遵循着罗杰斯时代定下的方针,也即更加强调“手”的训练,旨在为当时新英格兰地区提供更符合需求的工程技术人员。

  

  “手脑并用”,这是MIT广为人知的校训。敢于提出“大学教育应当是为一种积极向上的美国 生活所做的技术准备”这一充满挑战性的理念,并且把一个手持铁锤的工人形象与经典的手捧书本埋头苦读的学者形象并列放在校徽上,这本身便是一种划时代的革命。

  

  但是,作为一所缺乏传统却勇于创新的私立大学,MIT在创立伊始的半个多世纪中,虽然受到社会和学生的欢迎,但却一直面临资金匮乏的困境,曾经数次险些为财大气粗的哈佛所吞并。

  

  在“一战”期间,MIT便承担了大量美军飞行员、航空工程师和无线电工程师的培训任务,使得整个学校都俨如一所军营。然而,伴随“一战”而涌入校园的大笔资金在战争结束后迅速枯竭。1932年底,由于捐赠收入大幅度下降,MIT不得不把月薪500美元以上的职工工资少发10%,保留待补,向学生征收的学费也增加了。

  

  在这种痛苦的自我改变的过程中,MIT的决策层逐渐发现,基础性的科学研究可以为技术的发展提供更大的推动力,甚至可以创造新的技术应用方向。由此,MIT开始调整工程学和科学的比例,直至达到“二战”后相对较为均衡的1:1状态。正是从这时开始,MIT后来扬名天下的基础科学院系——经济学系、语言学系、计算机科学系、数学系——吸纳了一大批相对籍籍无名但却相当有天分的年轻人,不过十几二十年后,在这些人中,便涌现出了十几位诺贝尔奖得主和数学大师。而当辐射实验室战后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宣布关闭时,它在政府和军方留下的深刻印象及深厚人脉——“二战”后,在美国军队中服务的MIT校友总数8776人,占当时在世校友的1/4,其中包括98位陆军将军和52位海军上将——使得来自MIT的声音在整个国家的科学决策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战后十几年中,美国政府对美国高校的研究资助几乎增加了100倍,而在获得研发经费数额的名单上,MIT永远遥遥领先。

  

  然而,与资金一同到来的,也有政府和军方的阴影。1961年,麻省理工学院百年校庆。本应踌躇满志的MIT校长斯特拉顿却显得深怀忧虑,他已经感受到了在校园里氤氲的反对政府对学术与研究自由干涉的压力。

  

  当此之时,麻省理工学院的模式已经在全世界被仿制,就连以色列也成立了以其为范本的以色列理工学院,对寓居美国和欧洲的犹太科学家大抛橄榄枝。更不用说在西岸的加州理工学院,俨然与MIT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1998年,当时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查尔斯·韦斯特和他背后的校董事会在赶超者的压力下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需要变革的力量。

  

  通过将500门MIT相关核心课程的教材免费放到互联网上,韦斯特创造了网络时代大学教育的一个新典范——“在互联网的时代,教育的真正价值,不再是随时面临修正的知识本身,而是教学相长的互动过程。”

  

  “海绵”里的地狱生活

  

  西蒙斯楼建成于2002年,总造价7850万美元,有MIT最昂贵的学生宿舍之称。这栋拿了2003年美国建筑师研究院荣誉奖的宿舍楼最大的特点是窗户多,平均每个房间有9个小窗,每个窗子上有一个单独的小窗帘。据说每天花在开关窗帘上的时间就要5分钟以上。更有趣的是,据说设计师史蒂芬·霍尔在一次晚会上被人问起为什么会做出这么无脑的设计时,他回答说:“那有什么关系呢?反正MIT的学生不睡觉。”

  

  世界名校中,以天才学生著称的大学不知凡几,但令MIT与众不同的是,“在这里你能看到全世界最勤奋的天才”。要想拿到那枚著名的有海狸图案的毕业戒指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而“理工地狱”的说法,也绝非浪得虚名。“海绵”的绰号固然是因为西蒙斯楼多孔的外形而来,但其实也道中了MIT学生只能不断自我压榨的真相。

  

  在巨大的学业压力下,许多MIT学生都有偷偷酗酒的解压习惯。1997年9月29日,18岁的MIT大一新生司各特·克鲁格因为酒精中毒而死亡。悲剧发生前,他刚刚加入MIT的PhiGammaDelta兄弟会,为了向“老大哥们”表示一下,克鲁格开怀畅饮,不想却以悲剧告终。

  

  耐人寻味的是,这件事后被媒体广为抨击的大学兄弟会问题,却并无声响。闯祸的PhiGammaDelta虽然自此被取缔,但其他兄弟会却一如既往。

  

  工业社会对待人如机器一般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是MIT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它随时创新,随时根据社会的需求变化,随时做好准备给出最合理的解决方案。早在1961年,麻省理工学院百年校庆之时,每5个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中,便有一个是他所在的企业的总裁或副总裁。而最新的数据显示,MIT的毕业生开办的公司在全球雇佣了110万优秀人才,每年创造2320亿美元的价值。

  

  但这种功利、要求每个人都成为“长袖善舞的企业家”的传统,也令MIT成为一个不那么令人喜欢的地方。它可以在犹太人在美国最受排挤的时候录取大量犹太学生,也可以让二十出头的纳什当一个“娃娃讲师”,三十出头的钱学森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但它却留不住像费曼这样个性鲜明的人。然而,这到底是MIT的错,还是一所为现代社会的需要而存在的大学所依托的环境的错呢?

  

  无论如何,这就是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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